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近年民粹主義思潮持續滋長，並不時掀起風浪。在美國、歐洲，民粹主義者已對相關國家政治生態形成巨大沖擊力。民粹主義現已成為世界性現象及全球性突出的社會政治問題，更是未來一段時期世界政治發展的重要特征。在中東，帶有民粹性質的思潮與運動亦不斷顯現且發展迅速，民粹主義者成為特殊群體身份政治的代言者，以“他們/我們”的對立為號召，以擊敗“他們”為目標，謀取政治優勢，從而成為影響中東國家治理的重要問題，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現代世界中的中東民粹主義
廓清中東民粹主義的概念，梳理中東民粹主義的發展脈絡及研究現狀，是全面認識中東民粹主義發展態勢的基本前提。
（一）中東民粹主義的內涵
“民粹主義”被認為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概念，常因缺乏核心價值觀而很難做出明確界定。學者們通過對民粹主義一些共同點的歸納，從不同角度概括出它的基本特點。從行為主體來看，“平民化”是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征，民粹主義產生的條件是普通民眾對嚴重危機的強烈反應；從行為方式來看，民粹主義的慣用做法常常是繞過政治活動代議制。最關鍵的是，民粹主義者習慣於把社會劃分為兩個對立的群體。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將一群善良、同質的人民與一群精英或危險的‘他者’對立起來，這些精英或‘他者’被描述為剝奪(或試圖剝奪)主權人民的權利、價值觀、繁榮、身份和發言權”。由此，社會“最終分裂成兩個對立的群體，即純粹的人民和腐敗的精英，並認為政治應該是人民大眾意志的表達”。從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民粹主義話語的基本範式是把民眾與精英置於一種對立關系中，以喚起人民的主權意識，並對統治者的腐敗和掠奪予以譴責，以從寡頭政治或威權統治者手中奪回權力為目的。這一點是所有民粹主義的基本特征。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民粹主義話語不獨屬於“平民”，權力追求者或已獲得權力的統治者有時也可以利用民粹主義話語吸引民眾。政治領導人通過聲稱代表平民，並用平民習慣的行為，包括方言、手勢、服飾、一些看似不禮貌的舉止、演講中的場景設計、集會和溝通的媒介形式等，與他們的聽眾建立起一種情感上的聯系，吸引普通民眾的親近和認同。所有民粹主義者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聲音，即讓“善良的人民”重新獲得他們被剝奪了的政治地位。在中東地區，因為民粹主義可以與不同的更具豐富內容的“主流意識形態”，包括民族主義、宗派主義、伊斯蘭主義聯系起來，因而對民眾更具吸引力。
本文所討論的中東民粹主義有著民粹主義的一般共性，即“動員和同質化不同訴求的大眾，反對精英”。它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在政治上主張“參與式民主”，反對腐敗的精英政治，在經濟方面主張消除貧富分化，公正平等地實現社會財富再分配。如果從文化傳統來追溯，與其他文化體系相比，伊斯蘭文化則更有著濃鬱的民粹主義情愫。正如伊朗著名思想家阿裏·沙裏亞蒂（Ali Shariati，1933—1977)所言，“伊斯蘭教有別於其他哲學……伊斯蘭教是第一個承認群眾（al-nas）是決定曆史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和自覺因素的社會思想流派”。他用傳統烏瑪觀念囊括了包括社會、人民、民族、種族、部落、氏族在內的一切概念，“在這個（烏瑪）社團中，許多個人擁有共同的信仰和目標，團結一致，朝著共同的目標前進”。伊斯蘭的社會制度“建立在公平正義和人民當家做主的基礎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持保守觀念的伊斯蘭思想家那裏，烏瑪常常替代了“人民”這個詞匯。這個觀念成為所有穆斯林思想家闡述民粹主義思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將道德高尚但被邊緣化的穆斯林與貪婪、掠奪成性的精英群體，特別是緊隨西方的統治者並列在一起。“具有伊斯蘭特色的民粹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把烏瑪社團作為‘民眾’的代表——道德大眾(以經典的民粹主義方式)與以不道德和貪婪為特征的精英階層並置”。沙裏亞蒂的觀點也反映了伊斯蘭世界一直運行的社會模式，即在伊斯蘭教中，統治者僅被視為“代治者”，而非教義教法的權威解釋者。而這為穆斯林具有獨特魅力的宗教學家凝結民眾，反抗他們所認為的“暴君”或腐敗者提供了可能性，也為中東民粹主義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基礎。當社會出現危機時，“代治者”則往往被這些思想家或社會活動家看作是腐敗的精英，從而發起反對他們的呼告。
中東民粹主義也有著自己獨有的個性。它總是植根於特定文化，且不可避免地要從特定文化中汲取養分，中東民粹主義核心觀念的產生也是如此。從近代以來中東地區各種社會思潮的發展來看，世俗革命或宗教複興的思想家們，將“受人尊敬的文化傳統改編成新用途”的能力是令人信服的。這也與伊斯蘭文化體系的內在特點有關，正如英國中東問題研究專家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所言，伊斯蘭教有“一種價值、符號和思想的儲備，可以從中引申出符合當代需要的政治和社會准則”。伊斯蘭教為社會生存條件不滿的表達提供了一種話語資源，這種不滿緣於宗教文化中所強調的“正義”與“美德”。更為重要的是，中東民粹主義的出現，與不同階層穆斯林的物質利益密切相關。研究中東社會與文化的伊朗裔學者阿塞夫·巴亞特（Asef Bayat）指出，伊斯蘭社會的重構過程“與其說與伊斯蘭教義本身有關，不如說是與解釋者的社會地位和具體利益有關”。中東民粹主義的產生，從一開始就與經濟利益相聯系，越是底層民眾越強調生存條件與社會公平。同時，穆斯林思想家在與西方文化的接觸中，也從西方政治傳統中汲取民粹主義所需要的概念與術語。英國倫敦大學中東問題研究專家查爾斯·特裏普（Charles Tripp）在分析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那些試圖從伊斯蘭視角理解和回應資本主義的“自覺的穆斯林學者們”，與“早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其關注的不僅僅是要發現資本主義實踐中產生不公平的原因，還關注於使資本主義獲得權力的過程，甚至有些人也對促成資本主義消亡的問題感興趣”。正因為如此，長期對西方思想的研究及論戰，使得西方民粹主義話語逐漸滲入伊斯蘭各流派中，包括正統派、伊斯蘭主義、修正主義、激進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由此，民粹主義與伊斯蘭文化內核、西方政治學說的概念與術語相結合，形成了中東民粹主義的思想輪廓和理論話語。
在這裏，中東民粹主義既不同於以西方政治文化為本體的歐美民粹主義，也有別於中東伊斯蘭民族主義。伊斯蘭民族主義以民族為價值核心，既是一種政治思潮，也是一種文化思潮。一方面，中東民粹主義具有伊斯蘭文化特質。伊斯蘭教是中東地區穆斯林共同的文化基礎和原始忠誠的來源，宗教理想、宗教口號遂成為民粹主義領導人具有號召性的重要話語和政治動員工具。“這一切都是機會主義的民粹主義身份政治，其‘劫持’宗教，以幫助定義哪些人是人民的‘朋友’，哪些人是人民的‘敵人’”。由此，民粹主義者借助宗教這種天然的身份政治，把它變成實現其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中東民粹主義更強調平民群眾這一特殊群體的價值與理想，是對精英主義的反動。民粹主義明顯超越了簡單的宗教派別或民族劃分，其背後的動機更多來自於經濟和社會因素。正是在經濟與社會原因的驅使下，民粹主義者對宗教的利用更多是一種動員策略，並非完全是複興宗教傳統價值，這是許多其他社會思潮所不具備的。
（二）中東民粹主義的發展脈絡
中東社會在現代性轉型過程中，從世俗革命到宗教複興，無不借力於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它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以此來評判社會曆史的發展。如果按照曆史線索來劃分，中東民粹主義思潮的演變大體可以被分為以下3個階段：
一是早期民粹主義階段。這與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世界範圍內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相契合。在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家那裏，就已有民粹主義的最初萌芽。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家哲馬路丁·阿富汗尼(1839—1897)對法國研究中東古代語言文明的專家約瑟夫·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關於東方的呆板刻畫做出了尖銳批評。埃及阿拉伯現代主義締造者和宗教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試圖將伊斯蘭教、哲學和政治融為一體。敘利亞宗教學者、伊斯蘭教現代派思想家拉希德·裏達(1865—1935)認為，複興伊斯蘭文明的途徑在於恢複和發揚伊斯蘭教的本來精神，並按照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創建一個名副其實的伊斯蘭國家。他們的思想中都有著民粹主義的影子，這些思想在伊斯蘭國家20世紀初開始的反殖運動中，以及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都發揮了影響。
二是經典民粹主義階段。這與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全球興起的第二代民粹主義相呼應，也是對二戰後伊斯蘭各國新出現問題的回應，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極具魅力的政治人物。穆斯林民眾深受一些宗教領袖或伊斯蘭主義思想家，包括霍梅尼、阿裏·沙裏亞蒂、賽義德·庫特布、賽義德·毛杜迪等人的影響。中東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卡紮菲、本·阿裏、阿薩德、薩達姆和霍梅尼等在內，本來就是“從社會底層起家的魅力型人物。他們建立的貌似強大而專斷的政權本質上具有民粹主義性質”。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賽義德·庫特布認同“我們”（穆斯林、第三世界、貧窮的、受壓迫的、非西方的），反對“他們”（非穆斯林、外國人、西方帝國主義者、富人）。通過承諾賦予全球烏瑪社團力量，泛伊斯蘭的願景最終是讓穆斯林回到一個近乎神話般的輝煌時代，並希望建立一種能夠帶來“幸福和平等”的政治秩序，敦促當權者幫助“弱者”和“能力較差的人”。同樣，伊朗社會的政治發展一直被視為與民粹主義有關，伊朗裔中東曆史學家葉爾萬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認為霍梅尼主義有著明顯的民粹主義的痕跡。從社會背景來看，伊朗巴列維的統治對西方有很大程度的依賴；依附於外國勢力的買辦資產階級逐漸上升為上層階級；反帝國主義的中產階級和呈現自治特點的城市工人階級已出現；大量農村移民湧入城市棚戶區，這是民粹主義賴以產生的社會基礎。由此，認為霍梅尼主義所掀起的民粹主義，“主要是一場中產階級運動，用激進的言辭動員群眾反對外部勢力，以及反對包括買辦資產階級在內的根深蒂固的掌權階級。然而，在攻擊已存在的一些制度時，他們謹慎地尊重私有財產，避免提出將會損害小資產階級的具體建議……他們用階級的語言來反對統治精英，而一旦舊秩序被推翻，他們就強調社會團結和國家統一的必要性。事實證明，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改變文化和教育機構，而不是推翻生產和分配方式。”阿布拉哈米安進一步指出，霍梅尼主義與其他民粹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它將他們的領袖擢升為淩駕於民眾之上，具有超凡的神性和不謬性，並將其視為民眾的未來命運的把控者和什葉派革命烈士的化身。盡管大家都在談論人民，但權力是從領導而不是從群眾中產生的。因此，伊瑪目的頭銜不應被視為純粹的宗教，而應被視為民粹主義的什葉派伊朗版本”。阿布拉哈米安的上述概括，基本反映了中東經典民粹主義的一般特征。
三是當代民粹主義新階段。20世紀90年代後，中東民粹主義的新發展與世界政治轉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疊合，且與中東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相關。它與殖民時期所產生的舊形式的民粹主義或者老派民粹主義之間既存在連續性，也表現出某種斷裂。總體來看，囿於西方殖民者統治的伊斯蘭世界時期的社會環境，老派民粹主義與傳統的城鄉小資產階級密切相關，並在20世紀初與更廣泛的反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相融合。而當代中東民粹主義則與全球資本經濟對中東國家內部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有關。一些中東國家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制度之間，精英集團與社會邊緣群體之間的對立，不斷催化出民粹主義的新形態。由此可以推斷出，中東民粹主義的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伊斯蘭世界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社會思潮或運動，社會被劃分為伊斯蘭烏瑪社團中正義的穆斯林民眾和被認為是剝奪了民眾基本權利的社會統治精英這兩個割裂的部分。通過強調伊斯蘭文化中的宗教倫理來反對墮落的、悖逆的腐敗統治者，由此刺激和促進中東社會發生變革的社會思潮及運動。這一點在埃及、伊朗、土耳其、摩洛哥等國家的民粹主義的運動中可清晰地看到。
（三）學界對中東民粹主義的研究視點
從目前研究的情況來看，學界對中東民粹主義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對具體國家或地區的民粹主義的研究，其中埃及、伊朗、土耳其、摩洛哥是重點研究對象；二是用比較研究方法，把中東民粹主義置於國際人權規則的語境中來考察，分析民粹主義與宗教、人權、非政府組織發展的互動關系；三是剖析中東地區宗教與民粹主義結合而形成的中東民粹主義對政治前景的影響。這些研究幾乎都把中東民粹主義看作是該地區民眾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內在矛盾做出的回應，是“冷戰時期社會沖突，以及自世界殖民帝國滅亡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穆斯林社會內部結構改革的結果”，並認為它反映了中產階級日益增長的社會要求與不斷經受的挫敗感，以及城市不斷擴張的貧困人口和新興資產階級中相對邊緣部分的焦慮感。與此同時，已有研究指出，民粹主義在中東地區的發展與伊斯蘭教傳統觀念有著密切聯系，已經形成了獨具宗教特色的中東民粹主義。
這裏需要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民粹主義思潮及其行為？一些學者認為，民粹主義者意味著“魯莽的、不審慎的煽動。他們往往越過其他政客而直接呼籲民眾，通常被認為是聲譽不佳的：妄許不能兌現的諾言，空開世上沒有的藥方”。或者是把民粹政治簡單等同於政治非理性，旨在特定時期吸引最多的選民，借以由那些善於鼓動的政客們吸引大眾“參與他們的運動，並無限期地獲得民眾的忠誠，即使在這些政客去世後也是如此”。這反映了一些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民粹主義者抽取片斷民意，將自己的訴求填充其中，並以偏激行為加以表達的情勢。這些民粹主義者只是把自己標榜為民意代表，並不真正體現民眾意願，他們的行為反而最終損害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實上，現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非常複雜，部分民粹主義者也可能通過一定方式表述其合理務實的現實訴求。他們通過群眾動員，擴大了現存制度所允許的政治參與範圍，對占支配地位的群體和被支配地位的群體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合理重組。因此，我們需對民粹主義做出寬泛且中性的理解。
中東民粹主義形成的社會基礎
經典民粹主義思潮出現於西方殖民時期，更多關注於城市和農村有產者的利益。這些帶有小資產階級性質的有產者，包括城市商人、小商品生產者和農村精英。由小資產階級領導的民粹性質的社會運動，在當時贏得了廣泛的追隨者。例如，1928年在埃及創立穆斯林兄弟會的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1906—1949），他出生在位於埃及馬赫穆迪亞的鐘表匠家庭，他的父親精通伊斯蘭經訓和教義。哈桑·班納建立穆兄會的原因與小資產階級內部對英殖民統治的不滿有關，認為由英國殖民者及其埃及國內盟友主導的社會秩序，正在延續埃及烏瑪社團的悲慘狀態。另一位穆兄會的重要人物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則是來自於上埃及阿斯尤特省的一個較為富足的家庭。自20世紀初以來，該省的經濟財富一直在下降，民眾生活艱難窘迫，這使得庫特布的思想中充滿著對埃及民眾的同情。相比較而言，當代中東民粹主義產生的時空環境則是資本全球化時代，這種新的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包括城市中產階級、貧困階層，甚至資產階級中處於權力外圍的邊緣部分，具有明顯的跨階級性，由此構成了“基於不對稱的多階級聯盟的社會動員的一種特殊形式”。當代中東民粹主義在議程上完全是現代性的，以反映其階級基礎多樣性的要求，確保獲得更多的有形資源，而這些都是受特定時代影響的老派民粹主義不可能想象到的。與老派民粹主義一樣，當代中東民粹主義者盡管不斷批評西方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但相比之下，當代中東民粹主義的代言者雖然呼籲變革，但並不打算徹底改革經濟制度，期待訴諸伊斯蘭道德，促進虔誠者的政治和經濟優勢。傳統“烏瑪”的觀念已經演變成凸顯那些社會和經濟雖貧困，但道德正直和高尚的“普通人”，他們反對貪婪和不道德的精英。“從更廣泛的意義上，這種觀念是中東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標志”。
（一）中產階級
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產生的社會壓力相關，當代中東民粹主義融合了城市中產階級、新興資產階級和城市貧民等的利益、抱負和不滿。中東民粹主義往往由城市中產階級中的一些人領導，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東政治學家納齊·阿尤比（Nazih N.Ayubi,1944—1995）就敏銳地觀察到“阿拉伯社會中存在著既雄心勃勃又倍感挫折的中產階級”。這種觀點在後來英國學者迪戈·甘貝塔（Diego Gambetta）關於緣何中東地區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會成為激進分子的探討中得到印證，即這些工程師的“遠大抱負”與他們的現實生活發生嚴重沖突，由此產生了一種“高度的職業挫折感”。他們並不是拒絕現代社會，只是“感覺被他們當權者的說辭所欺騙，此外認為他們該得到的應比現在得到的更多”。法國政治學家奧利維爾·羅伊（Olivier Roy）在研究中東社會思潮及運動時指出，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的伊斯蘭思潮及運動已有半個多世紀，時空環境和一些概念內涵雖然發生著改變，但這些運動有一種普遍現象，即所有參與運動的群體都有一個共同的概念邏輯與社會學基礎。“無論是從社會學角度還是從知性角度來看，這些運動都是現代世界的產物。激進分子中很少有宗教人士毛拉（Mullahs），反而多是那些受過現代教育體系培養的人。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往往更傾向於借助於科學而非宗教，他們來自於新近城市化的家庭或貧困的中產階級”。那些熱衷於參與社會活動的人，雖也曾受過一定的宗教熏陶，但許多人仍然在世俗機構接受教育，他們更習慣於現代社會治理觀念解決現實問題。
在伊斯蘭國家中推行並發展起來的大眾教育，顯然是當代中東地區民粹主義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即使這些國家的學校課程旨在培養一種忠於現有體制的人才。正如原美國人類學協會中東分部主席、《中東研究評論》編輯格雷戈裏·史特萊特（Gregory Starrett）所言，20世紀整個伊斯蘭世界出現了“新伊斯蘭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聽眾，即由學校畢業生組成的廣泛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不再是通過傳統師徒制來獲取知識，而是成為外在於傳統權威教育機構的新的自學成才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知識生產和傳播的過程中賦權於自己，“由此產生了一個新的知識領域，在其中新的宗教解釋不再由一個特定權威機構或通過某個特定的方式來界定，任何印刷品或磁帶之類的聲音或文字之類的東西，都可成為一種知識傳播的載體。”受過良好教育和技能培訓的中產階級，被排除在由根深蒂固的精英階層控制、任人唯親的社會的頂端之外。特別是對於“年輕並受過教育的個人來說，來自於伊斯蘭教的社會正義觀念，促使他們意識到自己被邊緣化，並做出政治回應”。這些“破落的知識分子”不指望以合法的途徑來批判威權主義，這很容易導致政治活動以民粹主義的方式出現。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借用穆斯林民眾所熟知的宗教理念，鼓動人們反對社會掠奪和腐敗，“支撐當代中東民粹主義的階級聯盟，在意識形態上是由宗教而非民族主義的象征、意象和術語聯結在一起的”，以此來反對在他們看來“高度掠奪性的腐敗社會”。
（二）新興資產階級
當代中東民粹主義跨階級聯盟的第二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新興資產階級，特別是那些由於曆史原因而被邊緣化的群體。中東民粹主義之所以能夠迅猛發展，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新的資本所有者的支持。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土耳其被邊緣化的安納托利亞資產階級，渴望與國家政權建立某種聯系，從而使他們能克服傳統上以伊斯坦布爾為基地的堅持凱末爾主義的大企業家的壓制。埃及的情況也與土耳其類似。埃及民粹主義的一個主要支柱是與穆兄會有聯系的企業和社會團體，這些企業在穆巴拉克統治時期一直面對來自政府的壓力。這部分人之所以積極參與到社會運動中來，他們是想要“爭取獲得惠及所有人的權力體系。重要的是在不排斥資本主義經濟或全球化進程一體化的情況下，通過在現有國家和市場內進行重新定位，可以更實際地實現這一目標”。這種倡議當然會吸引企業家和中產階級。當代中東民粹主義並不一定會阻止資本主義積累本身，也沒有打算建立一個完全的伊斯蘭國家。中東民粹主義迄今在政治上最為成功的土耳其，也明確排除了建立一個公開的伊斯蘭國家的目標，這是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政府與舊的繁榮黨(Refah)領導的政府最明顯的區別。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執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加強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聯系，這也與國內新興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相吻合。在埃及，與穆兄會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企業，對世界經濟體系所帶來的機會越來越感興趣，在經濟上取得統治地位對於這些團體政治目標的實現是至關重要的。埃及穆兄會建立的自由和正義黨贊成“沒有操縱或壟斷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該黨雖曾強烈反對穆巴拉克時代的任人唯親和腐敗，但它並未在原則上反對私人積累以及全球市場一體化。穆兄會金融家馬雷克(Hassan Malek)曾宣稱，考慮到曾經阻礙穆兄會發展的政治障礙已經消除，該組織的業務將進一步擴大。不過，在穆爾西執政僅一年被推翻後，馬雷克等人表達的樂觀情緒就自然消退了。
（三）城市貧民
當代中東民粹主義跨階級聯盟的第三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貧民。中東地區的經濟凋敝和失業人數的增加，產生了一個憤懣的城市破落階層。美國伯克貝克大學學者亞力簡德羅·克拉斯 (Alejandro Colas)在關於中東馬格裏布地區的研究中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家主導的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化階段，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取代之後，社會矛盾變得尤為尖銳。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貧民對政府的一些緊縮措施表示不滿，因為這些措施源於西方國際組織推動的結構性調整政策，導致普通民眾的生活更為窘迫。克拉斯生動地描述了流離失所的一代阿爾及利亞人，“年輕的城市男子無助地倚靠在牆上，無精打采地經曆著日子從他們身邊一天天過去的無望感覺”。因此，在所有民粹主義團體的政治綱領中，都將城市貧民面臨的問題作為吸引民眾的重要口號，將這一社會階層的願望和不滿納入到傳統烏瑪觀念中來解讀。在理論上，烏瑪社團的成員應該彼此之間是平等的，但在當今時代下很多穆斯林則成為食不果腹、流離失所的赤貧者。中東不斷擴張的城市化以及城市生活的嚴酷環境，為民間團體組織吸引城市平民提供了可能性，這些組織接管了城市生活中亟需的公共服務，城市貧民由此成為一些重要的宗教慈善機構和社團組織的堅定支持者。在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和“葛蘭運動”的相關機構通過提供一系列社會服務，或者通過滿足城市貧民的經濟需求提高影響力。在埃及，穆兄會則通過在醫療等領域為窮人提供服務而獲得支持。
如上所言，共同的利益需要把不同的社會群體組合到了一起。城市中產階級、處於權力外圍的新興資產階級與城市貧民在共同利益上的成功結合，帶來的結果必然是一種民粹主義，它有力地利用了跨階級的焦慮和挫折感，形成一種具有與宗教結合的民粹主義性質的新力量。
當代中東民粹主義潮流的特點
民粹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些政治人物用以聲稱代表民意實現其訴求的政治策略。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動員平民大眾參與政治進程的方式。中東地區民粹主義的發展，為各種政治力量以最小成本快速實現政治目標，提供了可以憑借的手段。特別是在土耳其和埃及，一些帶有宗教性質的政黨借助於民粹主義的形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當代社會條件下，這些組織的政治活動形式在發展中表現出一些趨同或共性。
第一，在組織形式上，帶有民粹性質的穆斯林團體通過建立政黨以實現政治目標。自20世紀後期開始，民粹主義潮流成為促進伊斯蘭社會內部變革的一種重要路徑，這一點在土耳其有充分體現。20世紀80年代，土耳其前總理納傑梅丁·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領導的“民族觀念運動”(National Outlook)宣揚伊斯蘭教塑造了土耳其的曆史和文化。“伊斯蘭主義、民族主義和反西方主義是‘民族觀念運動’的三大特征”，民族觀念運動最根本的宗旨仍是主張反西方主義。埃爾巴坎采用的“是一種融合了反西方的宗教民粹主義和發展主義的話語”。在國內層面，“民族觀念運動”對土耳其的所謂曆史西化進行了批判；在國際層面，“民族觀念運動”推動土耳其外交政策從傳統的親西方立場向紮根伊斯蘭世界轉變。土耳其“民族觀念運動”旨在通過組建政黨，來重申“伊斯蘭既是宗教又是國家”的道路。後來，埃爾巴坎的追隨者埃爾多安、阿蔔杜拉·居爾和比倫特·阿林奇領導的改革派覺得對抗性的宗教話語在政治上不明智，最終與“民族觀念運動”分裂，並於2001年組建了正義與發展黨，該黨於2002年開始執政。正發黨“可以被視作民粹主義政黨，因為它是唯一一個具有民粹主義核心特征的政黨。”土耳其科克大學教授奧尼斯(Ziya Oni)將正發黨所表現出來的民粹主義稱為“受控的新民粹主義”，“政黨有效利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再分配機制，去擴大它的選民”。按照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說法，土耳其的政治可以概括為“一個保守的安納托利亞群眾與脫離人民的世俗—共和黨精英之間的鬥爭”，這些精英與民眾的價值觀是相脫節的：“要麼人民獲勝並掌權，要麼那些自命不凡、壓迫人民的，與安納托利亞的現實格格不入，並以輕蔑的眼光看待民眾的少數人繼續掌權”。民粹主義是正發黨吸引民眾支持的主要方式，這有助於解釋土耳其政府一些政策的制定。
此外，2016年以來在摩洛哥執政的公正與發展黨(PJD)也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民粹主義性質的政黨。與土耳其正發黨一樣，摩洛哥正發黨也是由伊斯蘭運動演變而來，其前身是摩洛哥的“統一與改革運動”，該組織利用宗教價值觀或言辭來吸引民眾，主張以漸進方式對社會進行變革，實行“輕度”伊斯蘭主義。在埃及，穆兄會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經曆了內部轉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關注於跨階級的選民。穆兄會在接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則的同時，從地下政治活動轉向了參與合法選舉的方式。2011年埃及穆兄會建立了自己的所屬政黨“自由與正義黨”(FJP)。同樣的情況也曾出現於約旦、科威特、也門等國，伊斯蘭主義者逐漸接受了政治多元化的原則，參與到合法性的選舉中。這種策略的重新調整，不僅僅是機會主義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接受全球化相關的價值觀問題，它也起因於資本主義的轉型所帶來的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的變化，以及對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新情況作出的反應。
第二，在意識形態上，把伊斯蘭主義與其他具有現代性的思想觀念結合起來，增強其在不同階層選民中的吸引力。中東地區自治機構和充滿活力的非政府組織相對貧乏，為中東民粹主義的發展提供了便利。在土耳其，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自一開始就構成了正發黨的核心部分，並被應用於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中。土耳其凱末爾主義不能代替全體土耳其人的非代表性、精英主義和自上而下的特點，不可避免地疏遠了許多被邊緣化的、更“本土性”的公民。“考慮到土耳其的社會和文化，以及正發黨自身的淵源，很明顯在挑戰現有秩序的過程中，伊斯蘭主義將與民粹主義聯姻”。正發黨利用民粹主義與伊斯蘭價值觀來反映和強化民眾的反精英情緒，為政府攻擊世俗機構正名。當代土耳其民粹主義者“渴望建立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看到權力和社會資源更合理地重新分配，那些被邊緣化的人也因此受益”。土耳其正發黨很好地將宗教的道德性與現代觀念結合起來，尤其是與親民主、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思想結合起來。該黨在首次執政期間通過了8項改革方案，以滿足歐盟的哥本哈根標准。這些“快速”的親歐盟改革吸引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因為對自由派來說，這些改革意味著進一步的民主化，對於保守主義者來說，它意味著免受土耳其推行的世俗主義影響。此外，正發黨延續了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項目，進行大規模私有化，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流向大型建設項目，這吸引了與其現有地位密切相關的新的商業階層。
同樣，摩洛哥正發黨在2016年的選舉中之所以取得成功，歸因於它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綱領。它將伊斯蘭主義與其他思想觀念相結合，滿足了民眾多樣化的思潮訴求。例如，早在2011年摩洛哥正發黨的黨綱中，聲稱它不是一個伊斯蘭黨派，而是作為一個“有伊斯蘭因素的政黨”，承諾根據真正的摩洛哥價值觀，重振和更新政治體系，強調打擊腐敗，實現良政。它宣布協調“媒體、文化、教育、社會和宗教政府部門”，以期在摩洛哥傳播和強化基本道德價值觀。摩洛哥正發黨重申鼓勵傳播溫和的伊斯蘭教義，捍衛“一個民主的伊斯蘭王國”。這些競選口號頗得民意，也爭取到了更多選民的支持。摩洛哥正發黨開啟了利用社會民主、新自由主義等思想或意識形態的新潮，以便鞏固和增強其在不同選民中的吸引力。它將伊斯蘭主義與社會民主相結合，認為以前的精英主義黨派的政策導致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隔閡，並伴隨著日益削弱的中產階級。該黨派強調其目標是“建立一個依靠廣泛團結的中產階級的平衡、穩定、團結和繁榮的社會”，可“為窮人提供體面的生活”和“為富人提供安全、高效和承擔社會責任的條件”。
第三，在政治策略上，強調自身的親民反精英特征，視自己為平民代言者。在日常政治或社會生活中，民粹主義者走的是親民路線。他們非常注意不要被其支持自己的選民視為新自由主義者或暴發戶。例如，穆斯林齋月期間，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在貧民窟或棚戶區與窮人一起封齋，並在他長大的貧民區理發，以表明他們新獲得的權力並沒有改變他們”。摩洛哥正發黨領袖班基蘭（Benkirane）拒絕從政府津貼和獎金中受益，也沒有搬到拉巴特最富裕地區的豪華官邸，而是繼續住老房子裏。這旨在表明他們的“新職位幾乎沒有改變他們的生活，他們仍然在為民眾服務，而不是成為新的精英”。民粹主義親民政策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強調在經濟上要考慮到平民的需要，並在關鍵的經濟問題對精英主義提出批評。例如，土耳其正發黨把自己看作是被邊緣化民眾的代言者，指責傳統精英集團對土耳其的經濟和政治所帶來的困境。土耳其正發黨在2002年頒布的第一個政黨綱領中宣布，土耳其人民“不應該處於這種持續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狀態”。正發黨表達了對城市貧民和農村貧困農民的關切，也表達了對前政府政策失利的批評，認為土耳其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年輕而充滿活力的人口”，且“有潛力成為一個穩定和富裕的國家，但這種潛力被前政府濫用”。由此，正發黨認為自己是大多數人的代言人，通過提議建立一個“新土耳其”，將反精英主義作為其政治使命。正發黨聲稱自己參與了一場“無聲的革命”，目的是“讓人民的聲音進入政治生活”。
摩洛哥正發黨也將自己視為多數民眾的代言人，並將反精英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使命，提議建立一個“新摩洛哥”。在這個框架內，摩洛哥正發黨開始參與反精英主義的政策，這些政策試圖將傳統上圍繞王室形成的政治-宗教-軍事精英集團麥赫贊（Makhzen）的作用最小化，主張在摩洛哥議會中提高透明度，要求對選舉過程實現獨立和公民監督，以取代麥赫贊監督系統，呼籲公務員選用要任人唯賢。摩洛哥正發黨這些策略的目的是要揭批摩洛哥政治生活中固有的精英主義，迫使那些政客尊重公眾意見，並因此鼓動進行公共改革，推進摩洛哥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用摩洛哥拉巴特的正發黨市長塞卡爾的話來說，摩洛哥正發黨“成功地讓更多的人對政治感興趣，在政治生活和投票中變得活躍”。但也有一些中東國家的領導人，對這種政治平民化的做法表示懷疑。伊朗前總統內賈德同時奉行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因對普通民眾的平易近人而廣受贊譽，然而伊朗在他的總統任期內卻表現出了自1979年以來最為壓抑的一些傾向。內賈德“渴望得到民眾的歡呼，決心代表‘普通人’，與此同時，他幾乎同樣不信任這些普通人在投票箱裏的選票。當然，這些特征並不一定相互排斥；的確，它們可以被視為全球威權民粹主義的特征”。這種既想代表人民發聲，但又不信任民眾，提防民眾的做法明顯使民粹主義的效果大打折扣。事實上，這種反精英式的民粹主義在中東地區並不具有普遍性，土耳其和摩洛哥的民粹主義模式並非所有親伊斯蘭政黨的必由之路。突尼斯複興黨在其短暫的執政期間，沒有轉向民粹主義，而是積極與各種政治力量合作。
中東民粹主義對中東政治生態的影響
當前，中東地區以轉型與動蕩相互交織為特征的形勢，為中東民粹主義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這種帶有宗教性質的民粹主義發展究竟會為中東政治生態帶來何種影響，仍需保持清醒意識，審慎視之。
第一，沖擊中東國家傳統治理模式，並促其轉型。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對中東地區政治格局帶來深遠影響的阿拉伯劇變中清楚地看出。阿拉伯劇變可以被視為當代最直接的民粹主義運動，穆斯林民眾在“面包、尊嚴和社會正義”的口號下發起了自下而上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突尼斯總統本·阿裏下臺並建立了民選政府；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結束長達30年的專制統治；利比亞在2011年2月開始爆發反政府抗議活動，之後該國出現政權變更。除了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之外，其餘的阿拉伯國家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阿拉伯劇變中所表現出來的“個人能力和政治權利的殘留意識可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但運動確實給那些參與其中的人灌輸了一種他們以前從未有過的權力感和可能性”。這裏需要強調的是，領導人任期與“民主衰退”之間沒有簡單的因果關系，獨裁、專制才是民主的對立面。這場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對防止極權政治具有一定意義，同時也促使中東國家的政治精英認識到：在未來的政治轉型過程中，需要建立包容性政府，不斷改善民生，夯實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第二，推動中東國家各類非政府社會組織的發展，且在民間組織與政府的溝通中起到了一定的協調作用。非政府社會組織是一個多源的群體，它包括私營團體、民間思想庫、俱樂部、行業協會、社區基層組織等。學者們常把非政府社會組織視為解決中東社會所遇困境的一種有效路徑。一些穆斯林學者把這類社會組織與伊斯蘭文化中一些傳統概念相關聯，指出“盡管非政府社會組織這個詞匯也許沒有出現在伊斯蘭教宗教經典中，而更多用的是‘adab’（受過教育）和‘peradaban’（教化）這樣的術語表達。但在實踐層面，非政府社會組織的核心價值觀早在西方學者采用這個詞匯前就已被伊斯蘭信仰者所討論、運用並付諸實踐”。從曆史來看，近代之前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機制是圍繞著一個政治權威哈裏發而建立的，其合法性來自於宗教神聖與世俗統治的結合，社會公共空間由烏萊瑪、商人、行會、蘇非教團和教派共享。其他團體，尤其是部落，有著相當自治性。行會、宗教派別和少數民族團體，通過選舉或任命首領來管理大部分內部事務。這些首領既要對統治當局負責，又要對自己的社團負責。上述傳統社會組織的領導者、長老和魅力人物在前現代阿拉伯社會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管理社團內部事務和處理不同社團的沖突外，他們還擔任統治者的顧問。這些組織發揮著沖突“解決者和黏合劑”的作用。這些社會組織也會相應地配合當政者處理其團體事宜，並使當政者的統治更具合法性。事實上，傳統的阿拉伯社會有著現代非政府社會組織的基本雛形和理念，個人的身份和許多基本需求都依賴於這些組織。所以，當代民粹主義的發展進一步鞏固了中東地區非政府組織中的各民間團體的作用。
第三，片面強調不受約束的“人民”的權利，易陷入極端自由主義的風險。中東地區的一些當權者借助於民粹主義方式登上權力舞臺，並一再強調“人民意志”的作用，鼓吹“一旦人民發表了意見，就不應該限制其意志的執行”。民粹主義者往往聲稱自己是同質、統一、真實的人民的唯一合法聲音，但這暴露了這種統一聲音與非政府社會組織所要求的多元性原則之間的緊張關系。民粹主義者攻擊“腐敗精英”，稱他們篡奪了人民的合法權利，傳播一種不能容忍的價值觀。這些帶有汙名性的批判，容易導致一些非政府社會組織中的監督機制和批判性功能被濫用。有情況表明，一旦民粹主義者掌權，可能會出現剝奪其他政黨、反對黨以及“腐敗者”的合法性，剔除一些包括妥協與合作、批評與對立交替在內的政治原則。因此，過於強調民粹主義，將破壞一些維系國家與社會正常發揮作用的公共機構，以及分權體制、議會程序、獨立司法等政治機制，從而走向不受法制約束的極端自由主義。正如阿拉伯劇變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在這場運動中，民粹主義者的一些行為與他們反對的‘專制政府’一樣，存在對法治的蔑視現象”。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維爾納·米勒對阿拉伯劇變中表現出來的民粹主義的總體看法是，這裏存在著“一個巨大的諷刺，即民粹主義者一旦掌權，就又形成並鞏固一種新的排除異己的專權政府，而這正是他在其尋求取代的當權機構中，民粹主義最反對的”。由此看來，中東國家要真正實現用完善而具有約束力的法治政府替代人治政府的目標，仍然任重道遠。
第四，民粹主義極端化易帶來社會不穩定。中東民粹主義在發展過程中，盡管在政治話語上有很強的相似性，但它們在政治效果上存在巨大差異。帶有民粹主義特點的阿拉伯劇變的發生，名義上是被稱為自發的、由挫折和憤怒引發的“自下而上”的草根運動，實際上則有不同的政治勢力卷入其中。這種因生存問題而引起的民粹主義運動與中東長期存在的教派問題、民族問題相結合，很容易合流而引發“政治共振效應”，勢必對中東政治格局帶來難以預料的影響。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宗教恐怖勢力也常借用民粹主義思潮為自己搖旗呐喊。例如，在曾經活躍於中東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所發行的刊物《達比格》（Dabiq）就有著民粹主義的影子。“伊斯蘭國”的宣傳刊物《達比格》，在“設計無可挑剔……采用巧妙的手法擴大了‘伊斯蘭國’的招募基礎。”在《達比格》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粹主義的這些明顯特質，比如在這本刊物提到，民粹主義包括5個關鍵性的話語要素——“人民主權、腐敗的精英、危險的他者、純潔的人民和贊美核心土地”。該刊物提到“穆斯林們，趕快去你們的國家，因為敘利亞不屬於敘利亞人，伊拉克也不屬於伊拉克人……這個國家是所有穆斯林的國家，這片土地屬於穆斯林，屬於所有穆斯林”。毫無疑問，“伊斯蘭國”話語中的一個特點是將與自己觀點不同的對手，刻畫為敵人和“危險的他者”，且視為一種對抗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敵人”或那些沒有滿足其自身要求的人，都被視為不支持“伊斯蘭國”的人。該刊物還稱，領導層（伊瑪目）對民粹主義和‘伊斯蘭國’至關重要”。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民粹主義思潮中這種民眾與統治精英二元對立的觀點有其固有的弊端，往往被有政治野心的個人擴大化乃至極端化，並被利用作為政治修辭和動員手段，成為中東地區非政府社會組織發展的桎梏。
民粹主義作為體現一部分普通民眾意願的理想和價值取向，對國家政治發展的作用具有複雜多面性。民粹主義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很強的負面作用。當前中東國家正處於政治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思潮不僅在國內泛濫，而且產生了溢出效應，且刺激著全球民粹主義思潮向極端化方向發展，導致民粹主義成為異化和危險的政治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東國家的內部政治發展及地區政治格局。對此，中東國家需防範非理性的民粹主義思潮與國內各種矛盾產生共振，並引發社會不穩定風險。
餘 論
通過對中東民粹主義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第一，雖然階級的觀點不能完全解釋中東地區的社會思潮與運動，但在理解中東國家的意識形態、政治活動的形成以及解釋社會沖突方面，階級觀念仍是有用的。任何觀念與思想並非獨立於經濟基礎的一種超自然反映，土耳其民粹主義政黨正發黨的成功，與其所采取的經濟政策能吸引民眾有著重要關系。“一些證據表明，經濟因素對土耳其選民的政黨選擇起著重要作用”。第二，中東地區的民粹主義容易滋生魅力型統治，這種魅力型人物的存在與民粹主義是相伴相生的。雖然魅力型統治讓擁有者陶醉，讓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安心。但正如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魅力型統治是一種本質上不穩定的政治組織形式。伊朗前總統哈塔米也曾從自身出發，認為渴望成為一個魅力型人物是不可取的，“這種渴望在政治上是危險的。英雄崇拜是一種導致蠱惑人心、民粹主義和政治自負的疾病”。這或許是一種理性的、完全現代化的立場。第三，民粹主義並不一定需要“根植於深深的不滿”。那些對某種政治體系和經濟綱領持積極看法的人，也可能持有強烈的民粹主義態度，因為他們希望自己所青睞的政黨掌權，並且以民粹主義為平臺參與政治。只要政治精英們繼續在政治上選擇高度民粹主義的政治綱領，我們就可以預測，民粹主義的風潮將在中東社會長期存在。第四，人權和法制是考察當代中東社會政治生態的重要詞匯。民粹主義者可以分為不同群體，他們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看法有分歧。有的民粹主義者倡導權利，而有的排斥、厭惡女權主義的提法或表達出明確的反人權議程，這就要求人權觀察者要重新思考許多長期存在的問題。伊斯蘭世界湧現的許多人權學者本身也是民粹主義者，他們的人權或政治學說在研究中東民粹主義問題時，也應該予以關注。在這其中，不容忽視的是，民粹主義者在反精英主義時是否真正代表民意？是否走向極端自由主義？第五，了解中東民粹主義需注意身份政治在中東的深刻烙印，身份政治曾經促進了弱勢群體權益的改善，但身份政治強調一個個小群體的單獨議題和關注點，特別是它難以避免的分割、封閉、排他等屬性，必然導致中東民粹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分離和缺少凝聚力。宗教身份常常被民粹主義領導人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有時會對國家表現出一種排他主義的態度，且他們所歸屬的社團價值取向上表現出一種孤立主義的姿態。”
這種孤立主義不利於中東地區的國家政治生態與社會穩定。第六，部分中東國家在國家治理失當、民生福祉受損的情況下，民粹主義易走向極端化，使社會安全陷入混亂。
綜上，從中東的具體情況來說，把西式民主理想化和絕對化的做法，褒揚這種體制外的、非投票的直接民主的民粹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中都是不可行的。如果將民粹主義置於世界曆史進程中來考察，我們就會發現，非理性或民粹主義的極端化會對國家政治和社會發展造成危害。所以，如何推進中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解決好民主和民生問題，防止極端民粹主義泛濫成災，仍需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