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文化網訊】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占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鬥、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西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資訊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說。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資訊。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說，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著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著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著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