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文旅網訊】農講所推出短視頻、手繪長圖等
創新傳播模式深入文物的“內心”
小文物 大時代
一百年風雨兼程，一世紀滄桑巨變。
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以下簡稱農講所)，館內收藏著大量與中國革命史、農民運動史、社會主義建設史相關的珍貴文物。基於農講所紀念館“歷史實景地”和“公共紀念館”合二為一的鮮明特點，基於其相當數量的館藏文物的獨一性、歷史性，館方聯合廣州日報，共同推出“小文物 大時代”紅色文化傳播專案，借助系列短視頻、手繪長圖、特色手賬等立體傳播手段，以創新的模式，讓廣州本土的紅色文化資源，具備更強的傳播效能，發揮更大的力量。
用新的技術手段
萃取紅色文化的“密碼”
第六屆農講所期間，所長毛澤東負責《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程，並在1926年9月，主編了《農民問題叢刊》。叢刊的出版發行，改變了以往研究農民問題資料匱乏的狀況，為農講所學員以及全國各地的農運幹部提供了豐富而寶貴的學習材料。農講所中，就收藏著這套珍貴的“叢刊”，一套24本。它們曾經有力促進了廣東乃至全國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當中蘊含的精神力量，在今天仍然綻放著奪目的光芒。
在紅色文化的熱潮中，許多曾經深藏在時光中的文物，重新煥發出奪目的光芒。許多業內人士指出，通過對文物內涵的深入挖掘及敘述方式的精心設計，那些“不起眼”的“小文物”也能變得非常有趣、動人、有力量。新媒體為紅色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新載體、新平臺和新方式。合理利用新媒體，不僅有利於深入萃取紅色文化的基因密碼，而且有利於紅色文化在當代環境下的傳承與創新。
在本系列視頻中展示的第六屆廣州農講所學員孫選的書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只長方形的樸素藤箱，見證了這位江陰縣第一位共產黨員、年輕的革命烈士光輝的革命生涯。
孫選在1926年4月由中共上海區委選派到廣州參加第六屆農講所學習。毛澤東曾根據孫選彙報的江陰農民運動情況，於1926年10月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週報第179期上發表了《江浙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畢業後，孫選回家途中買了這只藤箱，用來裝書。他在江陰發動成立農會，並於1927年3月領導成立了當地第一支紅色武裝——江陰農民自衛軍，組織江陰縣農民運動訓練班，培養了茅學勤、朱松壽多名農運骨幹。1927年10月23日孫選被捕，11月13日犧牲於無錫城內南校場，年僅30歲。
如果用傳統的圖文形式來展現藤箱，恐怕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單向講述”的窠臼，不容易一下子抓住觀眾。而採用視頻的手段，不僅可以很好地展現文物的豐富細節，也能將相關的歷史資訊、時代背景等很好地融入，達到溫暖、溫情的效果。
發揮“聚合”功能
提升對歷史的“完整”認知
廣州農講所正門門額上“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的字樣，清勁有力、端莊沉穩，是周恩來的手筆。1953年3月廣州農講所紀念館開始籌建，同年10月，總理辦公室轉來周恩來親筆題字：“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確定了館名。1954年6月30日至7月5日間，周恩來到廣州農講所紀念館參觀，作為親歷者對復原陳列提出了寶貴意見，手稿也由總理辦公室移交給農講所紀念館珍藏。1994年，周恩來手書的“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經國家文物局專家組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大家知道，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共舉辦六屆，培養了約800名農民運動骨幹。除了位於中山路上的第六屆農講所舊址，大家往往忽略了其他兩處重要的地點。實際上，第一屆、二屆是在越秀南路原“惠州會館”，也即今天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舉辦，第三屆至第五屆在中山三路東皋大道1號(現東皋大道禮興街6號)舉辦。所以如果要更好地理解廣州農講所的來龍去脈，瞭解當時廣東和全國的農民運動，並進一步瞭解工農運動在大革命時期，乃至整個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革命史上的意義，需要將一屆到六屆農講所連起來看。
在此次農講所聯合廣州日報推出的系列視頻中，大家不僅可以看到文物的來龍去脈，也能獲得更多的有關農講所的知識，可以說是從一個小的點，進入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這實際是發揮了媒體的“聚合”功能，將各領域專業人士的成果在整合、強化的基礎上加以翻譯、解讀和分發，讓普通觀眾更好地理解，更感興趣。這對於擴大受眾群，特別是提升紅色文化在年輕人群中的傳播率、在更高層面上滿足社會大眾精神層面的正能量需求，具有顯著的意義。
行業風向標
“泛終端”傳播模式 追求“共用”和“分享”
有研究者指出，隨著5G應用的到來，“泛終端”的傳播模式讓“公共空間”迅速從線下向線上空間轉移，由分散的“點”向立體的“矩陣”發展。以數字技術為驅動力的互聯網讓場景的疊加更多元、更豐富，AR、VR等技術的成熟更使得場景可以在虛擬和現實之間自由轉換。“技術賦權”使得大眾傳播進入“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新階段，更讓受眾追求“共用”與“分享”。對於紅色文物、紅色史跡來說，這是機遇，也是挑戰。許多文物與當下年輕人熱衷的“潮”“酷”搭不上邊，怎麼讓他們主動地去點擊、去轉發、去感悟？
就像這系列視頻中廣州農講所第六屆教員周其鑒、第一屆學員陳伯忠兩位烈士於1924年在廣寧農會辦事處用過的茶煲，今天看來已經略顯殘舊，煲身上的4個耳缺了3個，煲蓋也不知去向。但如果深入它背後的故事，可以發現它見證了革命烈士篳路藍縷的農運實踐，以及他們真摯的戰友之情。另一只彭湃用過的碗，則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廣寧開展農民運動的另一些珍貴瞬間。同樣都是“廣寧”，同樣都是與“廣東早期四大農民運動領袖”有關的文物，如果單純地一一講述，大家很難將他們放到一個完整的歷史背景中去考慮，也很難發現他們之間的關係。而且僅從外觀來看，它們與那些絢麗的絲綢、古瓷、青銅器也難以相比。
但通過創新的新媒體手段、巧妙的講述方式，我們不僅可以把這些較為零散的文物通過互聯網得到更好的傳播，提升了觀眾的觀賞體驗，而且能讓大家不只停留在“顏值”層面，而是更加深入地進入文物的“內心”。更長遠地看，這些工作將通過日積月累形成具有歷史保存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的資料庫，對紅色資源的傳承與發展大有裨益。
